图文故事|地震灾区，习近平时常牵挂

这意味着工夫实践的范围和目标是心（意）之万殊，而非万物之万殊。

空间的三维、时间的三度与心灵活动的三向虽然都有三，但其内涵并不一样。这里的真和妄不只是认知层面的对错，它最终关乎生命存在自身的实现。

西方哲学也有道德哲学。一旦着眼于人我之间那种伦理关联的道德精神，我们就会发现，此种道德精神不只限于狭义的道德领域，它同样贯穿于艺术、宗教乃至哲学之中。伸以引义，由前提顺求结论，为进。但是，苏格拉底对道德的关注以一种定义的、普遍化的方式展开，也即主要以思辨的方式来认识德性。后三境亦即超主客的绝对境，它超出前两境中的主客对待，由自觉进一步升至超自觉。

不仅如此，它还将进一步通达所感之相在时间之流中的变化，如此则能获得同时兼具此虚实、先后的感通之境。唐君毅也表达了他对熊十力哲学思想义理的认可。也就是说，性体生而有之之理的内涵，是在心体诚意工夫的开展过程中呈现的。

礼法一词将刘、黄师徒的用法结合起来，指称其经世致用的学术目标。刘宗周把气之理意义上的本体观念命名为总名，这是他的气学所开展出的独特性体观念。有清一代至今，除了章学诚等少数几位思想家能真正欣赏其理趣，黄宗羲新心学一直隐而不彰，殊为可惜。阳明提出的解决方案，其核心义理是感应之几。

【61】这就明确了道的呈现是在人心经验中随着切入角度和层次的不同，成为一个历史性的过程。33 周敦颐：《太极图说》，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页。

因此，读经活动是工夫的一种。例如牟氏弟子蔡仁厚认为，阳明所说的慎独是在良知之独知意义上讲，刘宗周则摄知于意、由诚意（意之毋自欺）以言慎独，二者义实相承而不相背。从良知经世的目标来看，建构良知学的经世致用之体，是阳明学派思想发展的内在要求。阳明认为五经皆史是在道事合一的意义上说：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

而对象化的天理观容易流为僵化拘执的观念，无法为道德行为提供内在动力。以黄宗羲为代表的阳明后学对此问题的推进，正是阳明学派内部围绕其核心问题进行思想自我更新的重要理论成果。在这个活泼泼的感应过程中，形上形下以浑融一体的方式统一。新方向提出了两个具有同构性的问题：心（良知）与气、良知与知识的关系问题，概括而言则是心与物的关系问题。

5王守仁：《传习录中·答欧阳崇一》，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0页。但在阳明这里，六经成为心体的附属物，经史之学在阳明这里也就不再具有独立意义。

《心体与性体》中册，《牟宗三先生全集》第6册，第126-146、225-231页。阳明的感应之几（良知）概念强调道德主体与世界活泼泼的关联与交通：首先，心体良知无法离却天地万物而存在，天地宇宙活泼泼的生机流行过程，也就是心体的真实开展过程。

28 王守仁：《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第60-64页。第二，将师门学术扩展为以经世为体、以经史为用意义上的礼法之学。性者万形之总名，非与形为偶也。【15】这里所说的讲学者，正是阳明后学群体。如人身五官、百骸，有一官一骸之不备，则众官众骸皆不成其位置。【30】体现了士大夫当识前言往行以经世治国的学术取向。

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地作出相应的诠释，而不是一味贬斥。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

主观义是知是知非的独知之义，客观义是心即理（良知即客观、普遍及必然之理）之义。41 详参陈畅：《牟宗三与刘宗周论寂感真几：比较与省思》，《现代哲学》2015年第6期。

第一组概念是阳明学的格物工夫和物论。这表明良知学并不是在鲜活的日常生活之外另立一个类似于分心理为二之理体，它具有与朱子学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43】 阳明把气定义为良知之流行，刘宗周则把礼定义为性之流行。这表明阳明心学的目标是以良知心体为主导力量革新社会伦理秩序。于是纵言之，道、理皆从形、气而立，离形无所谓道，离气无所谓理。这也说明，阳明的良知论主要在道德信念或信仰的层面立论，其关注点在于价值论意义上的道德行为之合理或正当。

8 [美]余英时：《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学中智识主义的传统》，《论戴震与章学诚》，第315-316页。刘宗周坚决反对太极生阴阳理生气之类的观点，他反复强调阴阳自相生，而这种阴阳相生本身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之太极。

黄宗羲对其师刘宗周的理为气之理命题有深入理解，牟宗三则批评黄宗羲气学思想为自然主义的实然平铺——将理降为气之谓词，抹杀了理的超越地位【40】。问题在于，每一事物之理都是独特的，此理方能随顺万物而得其真，又如何能突破个体性的局限而成为万物共同本体？刘宗周定义方式的关键是性者生而有之之理，也就是说气之理并不直接就是性，生而有此理谓之性。

斯须而去礼，即斯须而灭性矣。14 陈畅：《东林学派的新心学建构--论明清之际哲学转向的一个新视角》，《中山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由此令良知学摆脱伦理化和宗教化的局限，拥有更多层次、更多领域的丰富内涵。刘宗周曾盛赞陈仁锡为经济名臣，并指出其思想特质是经术经世【17】，这是黄宗羲经术所以经世观的先声之一。18 全祖望：《二老阁藏书记》，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1064页。9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19-220页。

汪晖则认为黄宗羲思想的意义在于把三代之礼治从理学大厦的内部召唤到外部，从零散的制度批评转化为理论的基本结构，从而完成了理学没有完成的任务【64】。具体说来，就道德信念或信仰的自觉体认而言，道德主体能够成就高远的精神境界并以伦理教化的方式影响他人、塑造伦理社会，这在本质上属于意识哲学超越体验的思想论域。

【58】黄宗羲教学的重心不再是明心（得吾心），而是经术所以经世。例如，心能思，是心之性。

因为当良知跨越个体道德信念及其行事的领域，在涉及他人、他物和政治、经济等超出个体的客观存在时，这种超越体验往往无法发挥其主宰性《礼器》说，君子曰，祭祀不祈，《郊特牲》则云祭有祈焉，有报焉，有由辟焉。